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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詞號稱宋詞壓卷之作 可800年來我們都讀錯了

來源:上觀新聞南宋嘉泰二年(1202)十二月,太傅韓侂胄加太師、封平原郡王。太師是皇帝嘉賞重臣的最高榮典,表示恩寵至極。韓侂胄雖位…

來源:上觀新聞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

南宋嘉泰二年(1202)十二月,太傅韓侂胄加太師、封平原郡王。太師是皇帝嘉賞重臣的最高榮典,表示恩寵至極。韓侂胄雖位極人臣,但資歷和素行尚不足以服人,要想鞏固自己的地位,必須干出一番大事業才行。當時國家和民族的大事莫過于北伐抗金,收復失地,而這也正是即位不久的宋寧宗想要做的。于是,韓侂胄便開始起用被貶謫的主戰派元老大臣,積極備戰抗金。

嘉泰三年(1203)夏,六十四歲的辛棄疾,在鉛(yán)山瓢泉(今江西省鉛山縣稼軒鄉期思村瓜山下)閑退八年之后被起用,以朝請大夫、集賢殿修撰的身分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六月十一日到任。他發現浙東的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因緣為奸”,魚肉百姓,便上了一道奏章:“奏‘州縣害農之甚者六事,如輸納歲計有余,又為折變高估趣(通促)納,其一也。往時有大吏為郡四年,多取斗面米六十萬斛(一斛十斗)及錢百余萬緡,別貯之倉庫,以欺朝廷曰用此錢糴此米,還盜其錢而去。愿明詔內外臺察劾無赦。’從之。”(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田賦考》卷五)。

“折變”就是把農民原來應納稅的谷物折合成錢帛收繳,在折合時又把谷物的價格估得很高,變相多收賦稅。有位郡守四年向民戶多收取“斗面米”六十萬斛、錢百萬余貫,私藏他處,然后謊稱用一百多萬貫錢購買了六十萬斛糧食,把糧食運到官倉,錢便中飽私囊。辛棄疾希望通令言官和各路提點刑獄“察核無赦”,得到了皇帝的認可并下令實施。

另外,辛棄疾還遣人深入金國偵察,獲取情報,不僅了解到金國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一些紊亂情況,而且弄清了金國的重要軍事據點、山川形勢、營寨分布和官衙倉庫的位置、各處兵馬的數目、將帥的姓名等情況。根據這些情報,辛棄疾在很小的一塊絹上繪制了一幅金國軍事布置總圖,對金國的軍力和動向了如指掌。

這年的農歷十二月二十八日,宋寧宗將辛棄疾召赴行在臨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商議抗金大計,這也等于請辛棄疾到當時的首都來過年。

嘉泰四年(1204)正月,辛棄疾抵達臨安,受到寧宗的召見。辛棄疾為寧宗分析了金國內部的政局變化,認為“金國必亡,愿屬大臣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建議寧宗將抗金恢復的大事交托給元老大臣,讓他們積極從事武備,見機行事。辛棄疾還談到了鹽法等問題。韓侂胄聞之大喜,“用師之意益決矣”。(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北伐更盟》)辛棄疾所指的元老大臣,當然包括自己在內,同時也是暗示寧宗不要把抗金的重任交付給韓侂胄所引進的那些輕脫寡謀之輩。不久,辛棄疾被提升為“寶謨閣待制,提舉祐神觀,奉朝請”(《宋史》卷四百一《辛棄疾》),與朝中大臣一起朝見皇帝。不久,差知鎮江府,并賜金帶。

友人劉宰稱辛棄疾是“奉上密旨,守國要沖”(《漫堂文集》卷十五《賀辛待制棄疾知鎮江》)。其實未必,辛棄疾這次的起用和升任,包括前兩次的被貶,都有韓侂胄的影子。辛棄疾赴任紹興知府兼浙東安撫使臨行之前,好友陸游在贈詩中就勸他:“深仇積恨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劍南詩稿》卷五十七《送辛幼安殿撰造朝》)

“灞亭夜”即灞陵亭夜,典出《史記·李將軍列傳》,灞陵本作霸陵,在今陜西省西安市東。漢代名將李廣出雁門關攻打匈奴,因寡不敵眾被匈奴生擒。單于素聞李廣大名,下令一定要把李廣活著送來。當時李廣受了重傷,匈奴騎兵就把他放在兩匹馬中間的繩網里躺著。走了十多里路之后,李廣假裝死去,看守他的匈奴也放松了警惕。李廣斜眼看到他旁邊的一個匈奴少年騎著一匹好馬,便突然縱身一躍,跳上匈奴少年的馬,趁勢把少年推下了去,同時奪了他的弓箭,打馬飛馳而逃,并用弓箭射退了追擊的匈奴。回到長安后,刑部判決李廣損失傷亡嚴重,且他自己又被活捉,應該斬首。李廣用錢物贖了死罪,削職為民,回家隱居,經常到藍田南山(今陜西藍田縣東)射獵。

一天夜晚,李廣帶著一個隨從出行,在別人家喝完酒回家路過霸陵亭時,被喝得醉醺醺的霸陵縣尉呵止,不許通行。當時朝廷有宵禁的規定,禁止一般人員及車輛夜間通行。李廣的隨從對霸陵縣尉說:“這是前任李將軍。”縣尉卻說:“現任將軍也不許夜間通行,何況前任將軍了!”就把李廣扣在霸陵亭下呆了一宿。不久,匈奴又入侵,殺了遼西太守,打敗了韓安國將軍。皇上便任命李廣為右北平郡(治所在今內蒙古寧城縣甸子鎮)太守。李廣奏請調霸陵縣尉同去右北平,縣尉一到軍中,李廣就把他斬了。

陸游說現在最大的仇敵是入侵北方的金人“逆胡”,不要再“追思灞亭夜”的前仇舊恨。以辛棄疾的性格,他雖然可以不計前嫌,但也絕不會迎合韓侂胄。而韓侂胄對辛棄疾也只不過是利用他名望造造聲勢輿論而已,加升了辛棄疾的空銜,卻解除了浙東安撫使的實職,又外放為鎮江知府。當然,朝廷也有堂皇的理由,辛棄疾畢竟年事已高,不便安排在抗金最前線,而鎮江也是戰略要地。既然如此,為什么不把他安排在朝中參與軍國要務的議定呢?

三月,辛棄疾一到任,馬上就籌備北伐抗金。一是派遣諜報人員深入金國境內繼續搜集情報,隨時掌握金國的動向,因為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二是沿邊疆一帶招募了一萬“土丁”(當地壯丁)嚴格訓練,并制作了一萬領“紅衲”(紅色戰袍)備用。因為打仗必須有精銳之師,他深知朝廷的軍隊早已是“廄馬肥死弓斷弦”,缺乏基本的訓練,根本不是金兵的對手。他們只配“列屯江上,以壯國威。至若渡淮迎敵,左右應援,則非沿邊土丁斷不可用。目今鎮江所造紅衲萬領,且欲先招萬人,正為是也。蓋沿邊之人,幼則走馬臂弓,長則騎河為盜,其視虜人,素所狎易。”而內地的農家子弟,“則手便犁,膽驚鉦鼓”,“其可例以為邊丁哉?”到真正要開戰之前,還得再招募幾萬“土丁”,因為要在淮河東西兩處屯兵,“每屯必得二萬人乃能成軍”。而且招募的這些“沿邊土丁”,“又當各分其屯,無雜官軍。蓋一與之雜,則日漸月染,盡成棄甲之人,不幸有警,則彼此相持,莫肯先進;一有微功,則彼此交奪,反戈自戕,豈暇向敵哉?”辛棄疾甚至都做了排兵布陣等具體預案:“淮東則于山陽(今江蘇淮安城南),淮西則于安豐(今安徽壽縣),擇依山或阻水之地而為之屯,令其老幼悉歸其中,使無反顧之慮,然后新其將帥,嚴其校閱,使勢合而氣震,固將有不戰而自屈者。”(宋·程珌《丙子輪對札子》二)真可謂萬事俱備,只差皇封——就等著皇帝下詔重用了。

在當時看來,最有能力和資格做抗金主帥者,非辛棄疾莫屬。友人劉宰就把辛棄疾比作張良和諸葛亮:“卷懷(懷藏)蓋世之氣,如圯下子房;劑量濟時之策,若隆中諸葛。”(《漫堂文集》卷十五《賀辛待制棄疾知鎮江》)而辛棄疾也頗有當仁不讓、“舍我其誰”的自負:“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

十二月己亥(初一),寧宗詔令明年正月初一改元為開禧元年(1205)。“開禧”,開創喜慶吉祥的新紀元,這是多么美好的年號啊!看來皇帝馬上就要抗金北伐了。辛棄疾天天盼望著皇帝的委任詔書,可是,直到開禧元年春社后,仍然沒有得到皇帝重用他的任何消息。辛棄疾想到四十三年前南歸時看到的“烽火揚州路”,想到隆興元年(1163)的“符離之敗”,都是因為“置將不善”,卒致“一敗涂地”。而目今朝廷的情況,正如當年諸葛亮罵王朗所言:“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輩,滾滾當道;奴顏婢膝之徒,紛紛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蒼生涂炭。”(明·羅貫中《三國演義》第九十三回《姜伯約歸降孔明 武鄉侯罵死王朗》)當軸韓侂胄權傾朝野,一手遮天,今上對他寵信有加,忠言難進。想到這里,他不免憂懼惆悵,心頭忽然飄來一絲不祥的預感——難道這次抗金還要重蹈覆轍嗎?

于是,辛棄疾再次登上北固山上的北固亭(去年一到任,他就曾登上此亭寫了同樣有名的《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眺望著千古險固的江山,撫今追昔,用詩詞所特有的形象思維,抒發他那不能直說的心曲,寫下了這首令后世讀者八百年贊嘆不已的《永遇樂 京口北固亭懷古》: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后人對“詞中之龍”的這首壓卷之作,雖然推崇備至,但卻誤解多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不能融通文史、契悟靈犀。

“風流”所指并非孫權

“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這里的“風流”,很多權威注本和大中學教材都認為指的是孫權,或孫權的“風流余韻”、“雄風壯采”等。

“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謂孫仲謀英雄事業的風流余韻,現已無存。(夏承燾鑒賞,見賀新輝主編《宋詞鑒賞辭典》,燕山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834頁,以下簡稱夏承燾鑒賞。“風流總被”是“句”不是“讀”,不當用頓號)

風流:指孫權創業時的雄風壯采。(朱德才《辛棄疾詞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第220頁,以下簡稱朱德才本;葉嘉瑩主編《辛棄疾新釋輯評》下,中國書店2006年1月第1版第1459頁,以下簡稱葉嘉瑩本)

這三句承前三句,說孫權當年繁盛風流的歷史,都在風雨的吹打下無影無蹤了。(辛更儒《辛棄疾詞選》,中華書局2005年1月第1版第213頁,以下簡稱辛更儒選本)

風流:前人的風流余韻,此處指孫權創業時的雄健風采。(《21世紀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平臺建設系列教材·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中)》,總主編謝冕,主編劉松來,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433頁。以下簡稱“21世紀教材”)

“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這一句的意思是,孫權的風流余韻已經不復存在。“舞榭歌臺”是承平氣象的象征。孫權處在群雄紛爭的時代,而吳國能出現承平氣象,是因為他能確保自己的國土不受外敵侵犯。“風流”,指孫權的雄才大略及其建樹,這里引申為孫權的遺跡。“風吹雨打”,指的是歷史的風雨,自孫權以后,京口一帶屢遭兵燹,到辛棄疾時已將近千年,當年孫權的風流余韻已蕩然無存。(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著《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必修)語文第三冊·教師教學用書》“名句賞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2版第102頁)

本詞開頭三句剛說完“無處尋找英雄孫仲謀(那樣的人物)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著《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必修)語文第三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2版第63頁),后三句又說“孫權的風流余韻已經不復存在”,這不是明顯的重復累贅嗎?而且,這樣解釋還有濃烈的虛無頹廢之感:即便是像孫權那樣既有雄才大略又有建樹的英雄人物,轉瞬之間,其風流余韻已蕩然無存——那干嘛還要做這樣的英雄呢?不如及時行樂算了。如此重復累贅、虛無頹廢的一首詞,又如何能成為“詞中之龍”的壓卷篇?

其實,這里的“風流”與蘇東坡《念奴嬌o赤壁懷古》中的“風流人物”同義,都是指周瑜那樣的風流人物。前面三句跟這三句具有假設的因果關系,邏輯非常嚴密。“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就是無處覓英雄孫仲謀,因為如果沒有英雄孫仲謀那樣的君主,即便是像周瑜那樣的可以叱咤風云的風流人物,也只能在“舞榭歌臺”中消遣虛度,最終都被歷史的風雨吹打凈盡,留不下半點痕跡。這是多么令人遺憾的事啊!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o衛靈公第十五》)君子最擔心死后自己的名字不為人們所稱頌。人只有做到“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才可以稱名于后世。立德較為空泛,立言的價值大多體現在身后,猶如死人的防腐劑,最能體現當下價值的莫如立功。要想立功,就必須投靠有作為的明君,所謂“學會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可是,如果無處尋覓像孫仲謀那樣的“英雄”,那就成了“風流人物”的最大遺憾,這也是辛棄疾對自己懷才不遇的隱憂。只有這樣解釋,才能順理成章。

“倉皇北顧”用人失察

國家興衰,戰爭勝負,關鍵在于用人。三國時期吳國開國皇帝孫權,之所以能夠在京口建立吳都,打敗來犯的曹操軍隊,開疆拓土,造成三國鼎峙的局面,就是因為重用了周瑜那樣的風流人物。而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北伐中原卻大敗虧輸,就是因為任用了王玄謨那樣的無能之輩。元嘉二十六年(449),劉裕的兒子宋文帝劉義隆想要北伐中原,眾大臣爭相獻策,其中以王玄謨最為積極。王玄謨是先帝劉裕的近臣,說話自然入耳。宋文帝說:“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南史》卷十六《王玄謨傳》)聽了王玄謨的話,讓人有“封狼居胥”那種建功立業的想法。“封狼居胥”的典故出自《史記o衛將軍驃騎列傳》,漢武帝元狩四年(前119),霍去病遠征匈奴,追擊到狼居胥山(在今內蒙古自治區西北部),殲敵七萬余,封山(筑土為壇以祭山神,紀念勝利)而還。

元嘉二十七年(450),宋文帝草率出師,命王玄謨為寧朔將軍,隨輔國將軍蕭斌北伐。王玄謨率領士氣旺盛、武器精良的宋軍主力圍攻滑臺(今河南滑縣東南),滑臺城里有很多茅草房,眾士卒請求用火箭把這些茅草房燒掉。王玄謨卻說:“那些茅草房是我們的財產,為什么馬上燒了它們?”這就給滑臺城里的北魏守軍留下了喘息的機會,他們趕緊撤掉茅草房而挖掘洞穴住進去。當時,居住在黃河、洛水沿岸的老百姓都爭先恐后地給劉宋軍隊送糧食和戰馬食用的草料,而且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人拿著武器趕來參戰。可是王玄謨卻不任用他們的原來的首領,而是把他們配備給自己關系密切的人使用。他發放給每家一匹布,卻又命令每家交出八百個大梨,眾人大失所望。王玄謨進攻滑臺,幾個月都沒有攻下,聽說北魏救援軍隊就要來到,眾將士請求用馬車作為營壘,王玄謨不聽。魏主拓跋燾率兵來救滑臺,王玄謨全軍覆沒,大敗而回。“(皇)上以滑臺戰守彌時,遂至陷沒,乃作詩曰:‘逆虜亂疆埸(yì),邊將嬰寇仇。堅城效貞節,攻戰無暫休。覆沈(沉)不可拾,離機難復收。……惆悵懼遷逝,北顧涕交流。’”(《宋書o索虜傳》)“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說的就是這段歷史。

辛棄疾以古喻今,用“元嘉北伐”失利“故事”(歷史舊事),來影射南宋北伐的“符離(今安徽宿縣符離集)之敗”。紹興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孝宗趙昚(shèn)即位后銳意抗金,命張浚為江淮宣撫使,統領大軍十三萬準備舉兵北伐,收復中原失地。十一月,金世宗完顏雍命右丞相仆散忠義為都元帥,率十萬步騎進駐河南,準備攻打南宋。隆興元年(1163)四月初八,宋孝宗召見張浚入朝商議北伐抗金事宜,但尚書右仆射、平章事兼樞密使史浩則不主張抗金,雙方爭執不下。宋孝宗采納張浚的建策,決定先發制人,出師渡江。為了避免朝中主和派的干擾,孝宗沒有通過三省和樞密院,直接部署出兵。五月十二日,張浚渡江視師。淮西招撫使李顯忠擊敗金右翼軍都統蕭琦,收復靈壁(今安徽省靈壁縣)。諸軍都統制邵宏淵攻虹縣(今安徽省泗縣)受阻,李顯忠率部自靈壁前往支援,利用降卒招降金守將大周仁等,收復虹縣。而邵宏淵卻恥于自己沒有戰功,自此與李顯忠不睦。

史浩得知出兵消息后對宰相兼樞密使陳康伯說:“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為哉!不去何待!”因上表辭職,從而造成朝廷對皇帝決策的抵制。十四日,李顯忠、邵宏淵合軍攻符離城。李顯忠擊退出城迎戰的金軍后,于十六日攻克符離城。十八日,孝宗詔令邵宏淵受李顯忠節制,邵宏淵竟然不服,孝宗又改命邵宏淵與李顯忠分統所部,致使軍無統帥,各自為戰。二十一日,金兵反攻符離,邵宏淵不戰而退,李顯忠約邵宏淵出兵合力夾擊,邵宏淵卻按兵不動,并說:“當此盛夏,搖扇于清涼之下,且猶不堪,況烈日被(披)甲苦戰乎?”致使軍心動搖。當夜,建康中軍統制周宏擂鼓大呼金兵至,隨后與邵宏淵之子邵世雄等各率所部逃遁。其他將領見李顯忠、邵宏淵不和,亦各自遁去。二十三日,金軍乘勢攻城,邵宏淵畏戰欲逃,李顯忠恐孤軍難守,率部夜遁。這次北伐,本來是收復失地的極好機會,卻因邵宏淵等人的袖手旁觀不作為而徹底失敗。

張浚乃西漢留侯張良、唐朝名相詩人張九齡之弟張九皋之后,但他“志大才疏”(明·謝肇淛《五雜俎·卷十三·事部一》),“素輕銳好名……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為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為小人。”(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二引《何氏備史》)“且劾李綱,殺曲端,疑岳飛,薦秦檜,雖為南渡名臣,無可紀之功。”(清o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卷二引王崇簡語)清代史學家、經學家王鳴盛也認為張浚:“無功可言而罪不勝書。”至于邵宏淵,簡直就是僨軍之將。任用這樣的人為將帥,焉有不敗之理?

“烽火揚州”微刺楊抗

“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四十三年,指作者于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從北方南來,到寫這首詞時的宋寧宗開禧元年(1205)已經過去四十三年。“烽火揚州路”,人教版高中語文必修教材第三冊注釋說:“〔烽火揚州路〕指整個揚州路都有金兵劫掠。路,宋代的行政區域名,相當于現代的‘省’。”后來的第四冊教材注釋改為:“〔烽火揚州路〕指當年揚州路上,到處是金兵南侵的戰火烽煙。”辛棄疾從北方南來進入揚州路區域之后,只能選擇某條道路去建康(今江蘇南京),而不是在整個揚州路地區到處視察。因此,他只能看到沿途的一些情況,不可能看到“整個揚州路(地區)都有金兵劫掠”。把“整個揚州路”改為“揚州路上”,雖然避免了原來的邏輯錯誤,但又出現了新的錯誤:“揚州路上”的“路”成了道路的意思,不再是行政區域名。因此,第四冊教材注釋刪去了原來關于“路”的注釋。

其實,這里的“揚州路”就是淮南東路,因為治所在揚州,所以也稱“揚州路”,它不是一條道路的名字。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七《歷代州域形勢七o宋上》:“熙寧以后,外患漸弭,紛更內啟。定天下為二十三路:(先是天圣八年,改十五路為十八路,自是分合不常。元豐六年,定制為二十三路)……曰淮南東路(治揚州),曰淮南西路(治廬州。熙寧五年,始分淮南為兩路)。”

另外,把“烽火”解作“戰火烽煙”也不妥,因為辛棄疾從北方南來時,揚州路地區已經基本沒有什么“戰火烽煙”了。這次金兵南侵,金主完顏亮是打著到淮右(淮水以西)曠野校(jiào)獵的幌子開始的。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61)二月初十,完顏亮自中都(今北京)向南進發,沿途搶掠,地里剛成熟的小麥都被搶光。六月二十一日,完顏亮抵達南京(汴京,今河南開封)。八月十三日,住在南京的金國太后、完顏亮的嫡母徒單氏,勸他不要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完顏亮卻大怒道:“非朕母也,乃南宋國王之小妻耳!”于是讓點檢大懷忠把她殺了,并“焚尸于宮中,棄其骨于水”(《金史》卷六十三《后妃上》)。

九月二十四日,金軍攻打通化軍(治所在光化縣,今湖北老河口市西北);二十六日攻打信陽軍(治所在信陽縣,今河南信陽市);十月初二,自渦口(今安徽省懷遠縣東北)系橋渡淮;十月二十三日攻破揚州。這時,傳來東京(遼陽)留守完顏雍(原名完顏褒)已于十月初七稱帝的消息。完顏亮本想率兵北歸圍剿,但親信李通則建議他先打過長江,消滅了南宋再回兵攻打完顏雍,可得雙勝。完顏亮于是率兵在安徽地界的采石攻宋渡江,結果慘遭失敗。

十一月二十六日,完顏亮在瓜洲(今江蘇省揚州市最南端的瓜洲鎮),一面分兵侵泰州,一面吩咐明日渡江。并下令說:“敢后者死”,“軍士亡者殺其領隊,部將亡者殺其主帥”。這就等于把金軍將士逼上了絕路,因為長江南岸布滿宋軍,金軍渡過江去就會被宋軍俘虜,而渡不過去就會被完顏亮所殺。于是,金軍浙西路都統耶律元宜便與驍騎都指揮使旺祥發動嘩變,謊稱接到密令,新天子已經在遼陽即位,“今當共行大事,然后舉軍北還”。

十一月二十七日凌晨,嘩變的金兵趁衛軍換崗時闖入完顏亮的中軍大帳,亂箭射死完顏亮,并殺死其全部親信。又派心腹潛往南京(汴京),刺殺太子光英,以絕后患。十一月三十日,金都督府遣人持檄到鎮江軍議和。此后,南侵的金兵陸續退去。

辛棄疾從北方南來之前,本是抗金起義軍的領袖,后來他帶領這支兩千多人的隊伍加入了耿京領導的另一支抗金起義軍,做掌書記。完顏亮這次南侵時,辛棄疾勸說耿京歸附南宋,共圖恢復。耿京便派副將賈瑞等十人渡江與朝廷聯系。賈瑞說自己不識字,到朝廷之后,如果宰相等人有所詰問,恐怕自己不能對答,希望有一位文士一同前往。耿京就派進士辛棄疾偕行。他們一行十一人先到楚州(治所在山陽縣,即今江蘇淮安市淮安區),拜見淮南轉運副使楊抗,辦理了去朝廷的相關手續。這時,宋高宗正在建康巡幸,他們便直接去了建康。(參見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九、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九十六)從楚州到建康兩百多公里,即便道路迂曲,也不過三百公里左右,辛棄疾一行騎馬(“錦襜突騎”)兩天也就到了。他們是“乙酉”這天到建康的,“乙酉”是紹興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距金兵持檄議和已經過去了一個半月。這時的“揚州路”雖然可能還有一些局部的爭戰,但不會“到處是金兵南侵的戰火烽煙”。

清朱彝尊《詞綜》卷十三將本詞中的“烽火”改為“燈火”,或與此有關,改為“燈火”可以表示辛棄疾一行星夜趕路的情景。其實,“烽火”不誤。《辭源》《辭海》《漢語大詞典》《現代漢語詞典》等權威辭書中,“烽火”的第一個義項都是古代邊防報警的煙火信號,也稱烽燧,白天放煙叫烽,夜間舉火叫燧。一般是用土石建筑烽火臺,在高臺上點燃烽火報警。本詞中的“烽火”,正是這個意思。據宋代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三記載:“淮南轉運副使楊抗令州縣鄉村臨驛路十里置一烽火臺,其下積草數千束。又令鄉民各置長槍,催督嚴切,人甚苦之。至是金入滁州界,方以乏馬芻(飼草)為患,而所得積草甚眾。又鄉民皆棄槍而去,盡為金人所取……甚笑我之失計焉。”

詞中的“烽火揚州路”,指的正是楊抗令揚州路各州縣鄉村臨驛路設置的烽火臺。四十三年前,辛棄疾一行從北方南來,進入揚州路境,從楚州到建康,當然也是走“驛路”,沿途正好可以看到臨驛路設置的烽火臺。有人認為“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指的仍然是“符離之敗”,而不是指辛棄疾從北方南來所見。其實不然,因為隆興元年(1163)北伐時,宋金爭戰是在靈璧、虹縣、宿州和符離等地,而這一帶屬于南京路,不屬于揚州路。符離潰敗之后,張浚便在揚州附近的泗州、壕州、六合、高郵、淮陰等地布防,“大飭兩淮守備”,從而阻遏了金人南下的兵鋒,第二年便簽訂了隆興和議。可見,符離之戰的烽火,并沒有延燒到揚州路,辛棄疾也絕不會把南京路的烽火說成是“烽火揚州路”。

不僅高中語文教材對這幾句注釋有誤,而且很多注本和大學教材也都注錯了:

這三句是說,我南渡已四十三年了,但在遠望之中,仍然記得當年揚州一帶戰火遍地的情景。(郭預衡主編《高等學校文科教材·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宋遼金部分》,湖南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425頁,以下簡稱郭預衡湖南本)

當時揚州路已經沒有什么戰事了,辛棄疾又如何“仍然記得當年揚州一帶戰火遍地的情景”?

烽火揚州路:自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顏亮大舉南侵以來,揚州一帶烽火不斷。

不僅把“烽火揚州路”誤解為“揚州一帶烽火不斷”,而且辛棄疾于紹興三十二年(1162)率眾南歸,他怎么會看到“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顏亮大舉南侵”時“揚州一帶烽火不斷”?而且,這里的“以來”又是“來”到什么時候呢?從原句的表述來說,“以來”是“來”到寫詞的時候(1205),這就更其不妥了。

“四十三年”三句:意思是說亭上北望,還記得四十三年前正在揚州以北地區參加抗金戰爭。烽火,指戰爭。……南歸前,他在揚州以北地區參加抗金戰爭。(李道英、劉孝嚴主編《高等師范院校教材o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第四冊宋遼金,東北師大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98頁,以下簡稱李道英、劉孝嚴本)

不僅把這里的“烽火”誤解為“戰爭”,而且又把“揚州路”誤解為“揚州以北地區”。揚州路即淮南東路,北宋時包括揚州、楚州、真州、通州、泗州、海州、泰州、滁州、亳州、宿州。南宋紹興議和以后,宋金以淮水為界,亳州、宿州、淮陽軍、海州、泗州先后入金,淮南東路的剩余部分也做了調整,下轄揚州、泰州、通州、真州、楚州、滁州、高郵軍、盱眙軍。南宋后期,海州、泗州一度回歸南宋,設立五河軍、安東州等。辛棄疾南歸之前是在山東、河北一帶抗金,他在《進美芹十論札子》中說:“辛巳歲(1161),逆亮(完顏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嘗鳩(聚集)眾二千隸耿京,為掌書記,與圖恢復,共籍兵二十五萬。”這里的“中原”指黃河流域。《宋史》本傳云:“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棄疾為掌書記,即勸京決策南向。”山東、河北絕不是揚州路,更不能稱為“揚州以北地區”。

面對強敵完顏亮的大舉南侵,而淮南轉運副使楊抗卻“令州縣鄉村臨驛路十里置一烽火臺,其下積草數千束。又令鄉民各置長槍”。結果,“烽火臺”沒有任何作用,而“積草”反倒解決了金軍戰馬的飼草匱乏問題。金兵一到,“鄉民皆棄槍而去”,這些武器“盡為金人所取……甚笑我之失計焉”。詞中的“烽火揚州路”,正是對南宋王朝的將帥楊抗愚昧不堪的絕妙諷刺!

“可堪回首”的是誰?

“可堪回首”所指的對象是什么呢?如果指的是上文,“可堪回首”后面就應該用句末標點;如果指的是下文,就應該用句中標點。目前所見到的大中學教材和名家注本,大多在“可堪回首”下用逗號,如:

著名詞學家、文史學家、南京師范大學唐圭璋教授編的《全宋詞》(中華書局1965年6月第1版第一九五四頁)、《唐宋詞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新1版第一七六頁)和主編的《唐宋詞鑒賞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929頁,以下簡稱唐圭璋本),著名史學家、北京大學鄧廣銘教授箋注的《稼軒詞編年箋注》(中華書局1962年10月新1版五二七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五五三頁),復旦大學陳允吉教授校點的《稼軒長短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月第1版五八頁),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詞選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二〇九頁),北京大學林庚教授和山東大學馮沅君教授主編的《高等學校文科教材中國歷代詩歌選》下編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744頁),復旦大學朱東潤教授主編的《高等學校文科教材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中編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第90頁,以下簡稱朱東潤本),吳熊和、蔡義江、路堅先生編著的《唐宋詩詞探勝》(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第474頁,以下簡稱吳熊和本),胡云翼先生選注的《宋詞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1982年10月新2版三一〇頁,以下簡稱胡云翼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的《唐宋詞鑒賞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第405頁,本篇為陳祥耀先生鑒賞,以下簡稱陳祥耀鑒賞),周篤文先生選注的《宋百家詞選》(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第196頁),陶爾夫先生的《宋詞百首譯釋》(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第256頁),艾治平先生編著的《宋詞的花朵——宋詞名篇賞析》(北京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第313頁,以下簡稱艾治平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的《唐宋詞鑒賞辭典·南宋遼金卷》(1988年8月第1版第1608頁,以下簡稱鑒賞辭典本),北京大學袁行霈教授主編的《歷代名篇賞析集成》下(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年12月第1版1767頁,以下簡稱袁行霈本),浙江大學吳熊和教授主編的《唐宋詩詞評析辭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1412頁,本篇為吳熊和先生評析,以下簡稱吳熊和評析),王洪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寶庫唐宋詞精華分卷》(朝華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883頁,本篇為南京師范大學鐘振振教授譯注,以下簡稱鐘振振譯注),俞朝剛、周航先生主編的《全宋詞精華3》(遼寧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344頁),華東師范大學徐中玉教授和南京師范大學金啟華教授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上“詩詞曲部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487頁,以下簡稱徐中玉、金啟華本),南京大學卞孝萱教授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 隋唐五代宋金元卷》(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479頁,以下簡稱卞孝萱本),南京師范大學郁賢皓教授主編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國家級重點教材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第四卷“宋遼金部分”(本卷主編為鐘振振教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第189頁,以下簡稱郁賢皓本),北京師范大學郭預衡教授主編的《高等學校文科教材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88頁以下簡稱郭預衡上海本),南開大學羅宗強和陳洪教授主編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國家級重點教材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第3卷“宋遼金元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53頁),辛更儒選本(213頁),葉嘉瑩本(1458頁),徐漢明先生的《辛棄疾全集校注》(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第245頁),山東大學袁世碩教授主編的《新編21世紀中國語言文學系列教材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簡編》下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537頁),人教版高中語文必修教材第三冊和第四冊,等等諸多版本莫不如此。

其實,這是頗可商榷的。“可堪回首”就是不堪回首的意思,指以往的事情令人感傷、痛心或悔恨,不忍回憶。可,通“何”,可堪,即何堪、哪堪、怎堪,亦即“哪能禁得住”、“怎能受得了”。回首,即回頭,回憶過去的往事。從語氣上說,“可堪回首”是反問,不是陳述,只能用問號(用嘆號也勉強可以),但不能用逗號。辛更儒先生在《辛棄疾集編年箋注》中已經把《辛棄疾詞選》“可堪回首”下的逗號改成問號了(中華書局2015年11月第1版一八一八頁,以下簡稱辛更儒箋注)。

從語義上說,回首的對象必須是往事,而不能是當下事,因為當下事無須回首。“可堪回首”下如果用逗號,那“回首”的對象就不是上文的內容,而只能是下兩句的內容了。一些注本也把“可堪回首”和“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三句合在一個注釋中。如北京大學季鎮淮、馮鐘蕓、陳貽焮、倪其心教授選注的《歷代詩歌選》(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3月第1版第884頁,以下簡稱季鎮淮本),山東大學劉乃昌教授評注的《宋詞三百首》(中華書局2014年7月第1版第188頁,以下簡稱劉乃昌本),都在注釋中說“‘可堪’三句……”。中華書局的《辛棄疾詞選》不僅把這三句放在一起注釋,而且還把原詞這三句排成一行(1979年5月第1版第158頁)。

其實,“可堪回首”與“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并沒有意義上的直接關系,不是一個語義單元。“回首”一定是往事,而“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并非往事,而是當下的事,回首當下之事,顯系邏輯錯誤。因此,“回首”的對象只能是上文的符離之敗和“烽火揚州路”這些往事:當年的符離之戰,本來已經勝券在握,但由于用人不當,諸軍都統制邵宏淵膽敢違抗詔令,非但不受淮西招撫使李顯忠節制,而且惑亂軍心作壁上觀,遂致北伐功敗垂成。而淮南轉運副使楊抗愚昧無知,竟然“令州縣鄉村臨驛路”每隔十里建一座“烽火臺”,還讓沒有組織、未經訓練的百姓自備刀槍抗擊強悍的敵寇,無異于趨羔羊而入虎狼之群。這些往事,實在令人不堪回首!

作者在慨嘆往事的同時,也有對宋高宗和朝廷用人不當的微詞。言外之意是說,為什么不任用像自己這樣既有報國丹心、又具文韜武略的人為將帥呢?

“佛貍祠下”“神鴉社鼓”

“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人教版高中語文必修教材第三冊注釋說:“〔佛貍……社鼓〕(瓜步山上的)佛貍祠下,一片神鴨的叫聲和社日的鼓聲!”人教版高中語文必修教材第四冊注釋說:“〔佛貍祠〕元嘉年間宋文帝北伐軍敗,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帥兵追至長江北岸瓜步山(在今江蘇六合),在那里筑了一座行宮,后改為祠廟,稱佛貍祠。”上引各種大學教材和名家注本,也大都認為“佛貍祠”在長江北岸今江蘇六合縣的瓜步山上。如:

魏太武帝拓跋燾小名佛貍,打敗王玄謨軍以后,曾追擊至長江北岸瓜步山(在今江蘇省六合縣東南二十里處),在山上建立行宮,即后的佛貍祠。(朱東潤本91頁;卞孝萱本481頁)

魏太武帝拓跋燾率兵追擊王玄謨。駐軍在長江北岸瓜步山(今江蘇省六合縣東南),在山上修建了一座行宮,后稱佛貍祠。(郭預衡上海本488頁)

佛貍:北魏太武帝小名。他在打敗王玄謨軍隊后,追至長江北岸,在瓜步山(今江蘇省六合縣東南)上修建立行宮,后稱佛貍祠。(徐中玉、金啟華本488頁)

這些注釋,均于史有稽。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十二月“庚午(十五日),魏主(佛貍拓跋燾)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資治通鑒》卷一二五)“癸未(十二月二十八日),(魏主)車駕臨江。起行宮于瓜步山。”(《南史》卷四下《世祖紀下》)“春,正月,丙戌朔(初一),魏主大會群臣于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丁亥(初二),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資治通鑒》卷一二五)

宋乾道五年(1169),陸游授夔州通判,次年閏六月十八日自山陰啟行,十月二十七日抵夔州。因述其道路所經以為《入蜀記》,該書卷二對瓜步山上的魏太武廟亦有記載:

(七月)四日。風便,解纜掛帆,發真州。岸下舟相先后發者甚眾,煙帆映山,縹緲如畫。有頃,風愈厲,舟行甚疾。過瓜步山,山蜿蜓蟠伏,臨江起小峰,頗巉峻。絕頂有元魏太武廟,廟前大木可三百年。一井已眢(yuān,枯竭),傳以為太武所鑿,不可知也。太武以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瓜步,建康戒嚴。太武鑿瓜步出為蟠道,于其上設氈廬,大會羣臣,疑即此地。王文公詩所謂“叢祠瓜步認前朝”是也。

可是,從京口北固山上的北固亭到長江北岸瓜步山上的佛貍祠,直線距離也有五十多公里,辛棄疾怎么可能看到百里之外的“神鴉”?又怎么可能聽到百里之外的“社鼓”呢?

據清阿克當阿等修、姚文田等纂《揚州府志》卷之二十五“祠祀志一”記載:“佛貍祠在瓜洲城。”但該志在按語中又說“佛貍祠在瓜洲城”的說法是相沿已久的訛誤:“太武所駐,乃六合之瓜步山,并非瓜洲。沿訛已久。”即便是“沿訛已久”,也并不妨礙詞人的寫作。正如蘇東坡在黃州的赤鼻磯(今湖北黃岡)作《念奴嬌·赤壁懷古》一樣,其實,漢獻帝建安三年(208)的那場對形成鼎足三分的政治形勢具有決定性作用的赤壁之戰,發生在湖北蒲圻(今湖北省赤壁市)而非黃州。

從現有的史料來看,瓜洲城內確有“佛貍祠”。宋楊萬里《過瓜洲鎮》詩云“佛貍馬死無遺骨”(《誠齋集》卷二十七),宋張蘊斗《瓜州》詩亦云“佛貍竟死不能兵”(《野藳支卷》,見宋陳起編《江湖小集》卷八十九)。元代王惲在《秋澗集》卷二十的《佛貍祠》一詩中說得更為清楚:

佛貍祠在瓜洲城

江山照眼舒清眺,千古興亡墮眼前。

瓜步市長連野戍,佛貍祠古慘荒煙。

柂(同“舵”)樓看取平吳日,父老空傳飲馬年。

此日不須開濁浪,好風都屬往來船。

清代吳琦在《登江風山月亭》(《林蕙堂全集》卷十八)一詩中也有瓜洲城內的佛貍祠:

高亭百尺水之湄,盡日千帆過檻遲。

樹色遠遮司馬渡,潮聲直下佛貍祠。

江攔海國波濤壯,云入吳天變化奇。

閑看蛟龍爭戰罷,風來萬里納涼時。

元釋大訢《蒲室集》卷六有《秋夜宿瓜洲江風山月亭》詩,由詩題可證“江風山月亭”在瓜洲城內。吳琦詩“樹色遠遮司馬渡,潮聲直下佛貍祠”,寫的是詩人所見所聞。既然可以聽見“直下佛貍祠”的“潮聲”,可知“江風山月亭”與“佛貍祠”相距不遠。也就是說,這個佛貍祠絕不是六合瓜步山上的佛貍祠,因為詩人在“江風山月亭”上無法聽到百里之外的“潮聲”。

瓜洲城與北固亭直線距離約七公里,“神鴉社鼓”都在視聽范圍之內。“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寫的是詞人在春社節期間的真實見聞,由此可以推知,瓜洲城的“佛貍祠”與瓜洲的社廟相鄰。春社是立春之后的第五個戊日,春社節一般在戊日這天,有時也會提前或延后一兩天。開禧元年(1205)的立春是正月初八丙寅這天,此后第五個戊日為戊申,即二月二十日。辛棄疾的這首詞,即作于二十日或前后一兩天。

那么,辛棄疾寫“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究竟要表達什么意思呢?我們不妨來看看權威注本和大中學教材的解釋:

佛貍祠二句:寫敵酋廟宇里香火旺盛,暗示北方的土地人民已非我所有。(朱東潤本91頁)

佛貍祠二句:寫敵酋廟宇里香火旺盛,言北方的土地人民淪入敵手已經有年,以致神道亦同化于敵。(卞孝萱本481頁)

“佛貍”二句:意思是說可惜現在抗金景象全無,江北瓜步山上,敵酋廟宇里正香火旺盛。(李道英、劉孝嚴本298頁)

佛貍兩句意思是說:敵酋廟宇內香火旺盛(暗示北方土地人民久淪敵手)。(徐中玉、金啟華本488頁)

佛貍祠下兩句——寫敵占區的廟宇里香火很旺盛,表示土地人民已非我所有。(胡云翼本三一一頁)

這里“一片神鴉社鼓”,是說明魏太武廟香火很盛。(袁行霈本1769頁)

而今對岸淪陷區的廟宇里,竟然社鼓丁冬,供品滿案,一派偃武休兵景象,居民的敵愾情緒日益淡薄。(劉乃昌本188)

拓跋燾是北方少數民族侵略軍的首領,在歷史上以殘殺漢族人民而臭名昭著,如今其廟宇內卻香火旺盛,足見自“興隆和議”之后,朝廷的茍安政策已造成嚴重的后果,淡漠了人民的國家之仇。(郁賢皓本190)

這三句是借佛貍祠的香火,暗喻金占區的人們好象已經忘記了蒙受異族侵略的恥辱。(《辛棄疾詞文選注》107頁,“好象”今當作“好像”)

今天對岸佛貍祠下,竟然響起一片祭祀的鼓聲。意謂人們茍安太平,抗金意志衰退。(朱德才本221頁)

“可堪”三句:四十三年來的往事不堪回首,今天對岸佛貍祠下,竟然響起一片祭祀的鼓聲。意謂人們茍安太平,抗金意志衰退。(葉嘉瑩本1460頁)

“神鴉社鼓”指升平熱鬧的氣象,借以說人們忘了金兵曾南侵至此和中原尚淪于敵手的恥辱,不思復仇雪恥,卻沉湎于眼前的茍安局面。(吳熊和本475頁)

“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這個七百年前的鮮卑首領正享受著人們的香火祭祀。(吳熊和評析1413頁)

拓跋燾(佛貍)本是外族入侵者,人們竟在他的祠廟前祭祀,鼓樂喧天,鬧得不亦樂乎,說明在百姓心里民族意識已經模糊。這都是由于南宋統治集團茍且偷安,執行妥協投降政策造成的惡果。(唐圭璋本930頁)

而今佛貍祠下卻是神鴉社鼓,一片和平景象,全無戰斗氣氛。(鑒賞辭典本)

當地老百姓年年在佛貍祠下迎神賽會……江北(當作“淮水以北”)各地淪陷已久,不迅速謀求恢復的話,民俗安于異族的統治,忘記了自己是宋室的臣民。(夏承燾鑒賞834頁)

拓跋燾是北方北方少數民族侵略者的首領,如今其祠廟內卻香火旺盛,足見朝廷的茍安政策已造成了嚴重的惡果,淡漠了人們的家國之仇。(鐘振振譯注)

照理前線漢族人民,對此祠廟,應存仇恨之心,可是因受南宋統治者的投降政策的影響,民族意識逐漸模糊,人們竟在佛貍祠下,擊鼓祭祀,引來一片啄食祭品的“神鴉”。(陳祥耀鑒賞408頁)

佛貍祠下,神鴉飛舞,社鼓冬冬,祭神活動正熱烈地進行,還有什么戰爭氣氛!(艾治平本)

說明人們已忘卻戰敗的歷史,竟在佛貍祠前頻繁地迎神賽社。(高中語文必修教材第四冊)

詞人借此表示:淪陷區的人民安于異族統治,不迅速謀求恢復,后果將不堪設想。(高中語文必修教材第三冊教師教學用書)

這些注解有幾個誤區,一是認為“百姓心里民族意識已經模糊”,在春社節的時候是去佛貍祠中燒香,把侵略自己國土、殺戮自己人民的敵酋當成神來祭拜,而且香火旺盛,“鮮卑首領正享受著人們的香火祭祀”。其實,人們在春社節是去佛貍祠下的社廟祭祀土地神,祈禱風調雨順、五谷豐登,而絕不是去佛貍祠給佛貍燒香,向敵酋祈禱。

二是認為佛貍祠在“淪陷區”、“敵占區”:“佛貍祠下兩句——寫敵占區的廟宇里香火很旺盛”;“對岸淪陷區的廟宇里,竟然社鼓丁冬,供品滿案”;“淪陷區的人民安于異族統治”。實際上,無論是六合瓜步山上的佛貍祠,還是瓜洲鎮的佛貍祠,都不在“淪陷區”、“敵占區”。紹興十一年(1141)十一月,宋金達成《紹興和議》,兩國以淮水至大散關為界,佛貍祠就在長江北岸邊,遠在淮水之南,一直屬于宋國的地盤,怎么會是“淪陷區”、“敵占區”呢?

三是認為這兩句詞寫出了“一片和平景象,全無戰斗氣氛”。由于北方淪陷已久,民族意識已經淡漠,“抗金意志衰退”,以致“安于異族的統治,忘記了自己是宋室的臣民”。事實上恰恰相反,春社節的一片社鼓正是京口軍民高漲抗金氣勢的表現。

辛棄疾從去年三月到任至今,已經將近一年了,他招募的一萬“土丁”也訓練得差不多了。春社節這天,軍民便在佛貍祠下的社廟祭祀土地神,一則祈禱豐收,二則祈禱早日驅逐韃虜、收復失地。而那“一片神鴉”卻具有特殊的含義,據宋范成大《吳船錄》卷下記載:“廟有馴鴉,客舟將來,則迓(送)于數里之外,或直至縣下,船過亦送數里,人以餅餌擲空,鴉仰喙承取,不失一,土人謂之神鴉。”神鴉不僅在空中承接食物準確無誤,而且人還不敢得罪它:“巴陵鴉甚多,土人謂之神鴉,無敢弋者。……神烏在岳州南三十里,群烏飛舞舟上。或撒以碎肉,或撒以豆粒;食葷者接肉,食素者接豆,無不巧中。如不投以食,則隨舟數十里,眾烏以翼沾泥水,污船而去,此其神也。”如果過往舟船不給它們扔食物,它們就會用翅膀沾上泥水弄臟你的船。你只得乖乖地給它扔食物,因此唐代詩人元稹有詩云:“飯來開口似神鴉。”(《放言五首》其二)

聯系前面辛棄疾對“沿邊土丁”和“官軍”的比較論述:官軍只配“列屯江上,以壯國威。至若渡淮迎敵,左右應援,則非沿邊土丁斷不可用。”而且兩者不能混雜在一起,因為如果混雜一起,土丁就會沾染上官軍的壞習氣,“盡成棄甲之人,不幸有警,則彼此相持,莫肯先進;一有微功,則彼此交奪,反戈自戕。”而國家卻要白白的養著這幫官軍,沒人敢得罪,這不是典型的“神鴉”嗎?“神鴉社鼓”,既體現了古代詩歌“婉而多諷,哀而不傷”的韻境,又是詞人滿腹牢騷的“小放厥詞”!

至于有些注者擔心,北方長久淪陷之后,民族意識就會淡漠,甚至會忘記民族的傷痕,“安于異族的統治”,那是大可不必的。正如錢鐘書先生所說:“南宋的愛國志士最擔心的是:若不趕早恢復失地,淪陷的人民就要跟金人習而相安,忘掉了祖國。不過,對祖國的憶念是留在情感和靈魂里的,不比記生字、記數目、記事實等等偏于理智的記憶。后面的一種是死記憶,好比在石頭上雕的字,隨你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總要模糊銷滅;前面的一種是活記憶,好比在樹上刻的字,那棵樹愈長愈大,它身上的字跡也就愈長愈牢。”(《宋詩選注·序》)

自比廉頗警示國君

“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高中語文必修教材第三冊注釋說:“(現在)靠誰來問:廉頗老了,飯量還好嗎?這是作者以廉頗自況,抒發感慨,說自己雖然老了,還不忘為國效力,恢復中原,可朝廷一味屈膝媚敵,早沒有起用他的意思了。”這樣解釋似與實際不合,作者寫這首詞的時候,寧宗和韓侂胄都在積極準備抗金,不是“屈膝媚敵”,更不是“一味”。皇帝和朝廷是否會重用辛棄疾,雖然還不能確定,但從皇帝對他的信任來看,很有可能會重用他——至少辛棄疾自己是這樣認為。他所擔心的,只是自己會不會重蹈廉頗的覆轍,被“使者”讒毀。

據《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記載,趙孝成王二十一年(前245),趙國名將廉頗帶兵攻取魏地繁陽(今河南內黃縣西北)。同年,趙孝成王駕崩,其子趙悼襄王繼位后便解除了廉頗的軍職,派樂乘代替廉頗。廉頗一怒之下把樂乘打跑了,自己也離開趙國投奔魏國大梁(在今河南省開封市)。魏王雖然收留了廉頗,但卻并不信任和重用他。而趙國因為多次被秦軍圍困,趙王想再任用廉頗,就派遣使者帶著一副名貴的盔甲和四匹快馬到大梁去慰問廉頗,看廉頗是否還可用。廉頗的仇人郭開怕廉頗再得勢,便暗中賄賂使者,讓他詆毀廉頗。使者見到廉頗以后,廉頗為了表示自己仍然可用,便在使者面前一頓飯吃了一斗米,十斤肉,還披甲上馬。但使者回來卻向趙王報告說:“廉將軍雖然老了,但飯量還很好,可是和我坐在一起,不大一會就拉了三次屎。”趙王認為廉頗老了,就沒任用他。這個典故在于說明,外臣能否得到皇帝的重用,使者中人至關重要,所謂:“龍欲升天須浮云,人之仕進待中人。”(三國魏·曹植《當墻欲高行》)

辛棄疾在想,皇帝如果要重用自己會請誰做“使者”呢?會征求什么人的意見呢?因此用這個典故來表達自己的隱憂,同時也警示國君,在用人時一定要兼聽而不偏信,不要被奸臣所惑。辛棄疾上次就是被讒罷官,他深恐寧宗再信讒言,自毀長城。俗語云:“兵慫慫一個,將慫慫一窩。”倘北伐不能得人,而任用韓侂胄等輕進無能之輩,必定重蹈“符離之敗”的覆轍。

理解這幾句詞的關鍵在于“憑”字:“憑”前面的主語是誰?“憑”字如何解讀?按照上面的解釋,“憑誰問”的主語應該是皇帝,“憑”是“煩”“請”的,即“煩勞”“煩請”的意思。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卷五:“憑,亦猶‘煩’也,‘請’也。”《漢語大詞典》“憑”也有“請求;煩勞”的義項。那么,“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整體的意思就是:“皇帝會煩請誰來過問我這廉頗一樣的老將,看看是不是真的老了,是不是還像年輕時一樣能吃能喝(飯量很大),仍然可用呢?”

高中語文必修教材第三冊將“憑”解作“靠”,袁行霈本也說:“‘憑誰問’是憑借誰(靠誰)來問的意思。”(1770頁)那主語就只能是“我”(辛棄疾自己),而“問”的賓語也是“我”,“憑誰問”就是“我靠誰來問我(自己)”,不成話了。

季鎮淮本把“憑誰問”解作“有誰來過問呢?”(884頁),國家出版規劃重點項目《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o宋詞三百首全譯》把“憑誰問”譯作“有誰來尋問”(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420頁),這好像是把“憑”解釋為“有”,但“憑”并沒有“有”這個義項。

郭預衡湖南本注釋說:“作者在這里以廉頗自比,大有覺得自己的遭遇比廉頗還不如,雖有報國之心,卻連過問的人都沒有。”(425頁)這只是疏通大意,未能落實字詞的訓釋。

辛更儒選本:“憑:請,煩勞的意思。憑誰問,即不知請誰來過問。”(216頁)注得很對。可是辛更儒箋注又說:“憑,由也。”雖似勉強可通,但“憑”卻沒有“由”這個義項,如果找不到訓詁的根據,便不免望文生訓之嫌。

實踐證明,辛棄疾的擔憂并非杞人憂天。三月二日,辛棄疾被“降兩官”,原因是他舉薦的一個人犯了罪,按照當時的律法,舉薦者對被舉薦者負有責任。六月十九日改知興隆府,辛棄疾北伐恢復的愿望徹底破滅了。

開禧二年(1206)春,北伐開始。辛棄疾先后又被差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進龍圖閣待制、知鎮江府,試兵部侍郎等,均辭而未就。開禧三年(1207)九月初六,韓侂胄“復有意用兵,遂除棄疾樞密院都承旨,急速赴行在奏事。”可惜已經晚了,九月初十(公歷10月3日),辛棄疾就病逝了。

開禧三年(1207)十一月,韓侂胄在上朝途中被殺,首級送往金國示眾,以此作為請求議和的條件。嘉定元年(1208),開禧北伐以簽訂屈辱的“嘉定和議”而告終,南宋從此一蹶不振。

岳飛之孫岳珂在《桯(tīng)史》卷三《稼軒論詞》中,認為辛棄疾的這首詞“微覺用事多耳”,而且說自己的意見也被辛棄疾所認可:“‘君實中予痼。’乃詠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但該詞的各種版本都沒有改動的異文,如果岳珂所言不虛,則辛棄疾的認可不過是自謙而已。

用典并不是評價詩詞好壞的標準,關鍵要看是否需要,是否恰切。譬如辛辛棄疾的《清平樂·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吳音相媚好。白發誰家翁媼。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亡賴,溪頭臥剝蓮蓬。”再如《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橋忽見。”這些生活小詞都沒有用典,又怎么能說“君實中予痼”呢?懷古詩詞如果不用典,那幾乎就無法“懷古”了。

本詞題為《京口北固亭懷古》,表面上字字懷古憶昔,實際上句句關涉當下,既切己身,又言國是。遺憾的是,這首寫給南宋王朝的預警詞,未能引起當時最高統治者的高度重視,又被后世讀者誤解了八百年!辛棄疾不愧詞中之龍,他不僅對國家的政治前途高瞻遠矚,而且對自己的作品被后人誤解似亦有先見之明:“知我者,二三子!”

責任編輯:張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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